湖中倒影水纵横这首名为《初写足球书于沪江自题卷首》的绝句，是李惠堂先生对自己一生的期待，这一年是1928年，他23岁，正处于一名足球运动员最青春昂扬、血脉喷张的状态。

　　这位广东农家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立志要凭借自己的球技在全世界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正如80年后扬言要做世界第一人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一样。

　　只可惜，虽同样以天才少年的身份在足坛横空出世，但李惠堂却比C罗多了一份沉重的民族负担——这份宏伟的民族主义之笔，把李惠堂在历史中绘制了独一无二的篇章。

　　1905年，李惠堂出生了，与母亲一起生活在广东省梅州市长乐县（后改名“五华县”）的一间农舍里，这是他的家乡。

　　他自小就展现出了对足球这项运动的兴趣，喜欢在农家小院的空地上用树上掉下来的柚子踢狗洞，也喜欢在出行的路上进行“颠球”和“盘球”的游戏。

　　李惠堂能从小对足球产生兴趣，这与他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有关，他的父亲李浩如，是个建筑商，常年在香港、澳门等地活动，时常能给儿子带回去一些新奇的西洋玩具，皮球自然在这些玩具之列。

　　再加上1905年的香港正和在巴黎成立的国际足球联合会遥相呼应，成立了中国第一支足球队，足球正在粤港澳一带逐渐成为新潮的流行物品，亦受到年轻小伙的追捧。

　　而李惠堂居住的长乐县正是有名的侨乡，这里的居民大多是海外谋生者的家属或归侨，因此思维比较开拓，有相当好的足球氛围，在华侨子弟中间也存在着一支小小的少年足球队，李惠堂早早就加入了他们，很快地展现出了自己的足球天赋，还因为射门势大力沉而被送外号“小力士”。[1]

　　1915年，十岁的李惠堂迁居香港，并在此读西式小学，也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成长篇章。他在这里求学求知，逐渐化为厚实之蛹，并准备在几年后化茧成蝶、一跃而出。

　　如今的许多人都有某种错误观念，认为足球是一项纯粹的体力运动，只需发展出一身强大肌肉，不用在意脑力培养。

　　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简直戕害了中国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暂且不说伟人在其著作《体育之研究》中一再强调“体育智育并重” “文明其思想”的主张，单从李惠堂来看，这位上世纪足球的重要代表，就是那种观点的反例。

　　在香港的李惠堂从未中断过对自己的文化培养，而且还给出了“于古体诗文研习尤多”的自我评价。

　　况且那个时代，由于战乱与革命，很多内地文人雅客集中在香港，李惠堂也会想办法跟他们结交——“余乘暇攀交，逼以诗词酬应，邯郸学步，不顾遗笑方家，日久竟以成帙。”[2]

　　诗人李惠堂自是一位文体通才，1921年，16岁的李惠堂考入了香港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这是香港最早的官方中学，也是中国最早提供足球专门培养的学校。

　　有一次，皇仁书院足球队与平均年龄相对要大很多的英国海军足球队进行比赛，李惠堂带球刚过中场线，就拔腿抽射，此球力道非常大，瞬间穿过英国队的后场和守门员的防护应声入网，令全场瞠目结舌。[3]

　　李惠堂是同年龄级别中无可争议的巨星，很快就被香港豪门南华队选上。当他出任南华足球队主力前锋这个全港华人足球圈中最令人垂涎的位置时，只有17岁。

　　其动敏如水，其速迅如风。他是亚洲足坛的完美边锋，一段的故事也藉由此展开，并很快冲出亚洲。

　　此时的远东奥运会是中国国足能参加的唯一的国际赛事，于1913年开赛，中国始终占据优势（具体详见看透足球历史文章《中国足球史4：100年前的中国足球——一颗迎着风雨萌生的小草》足球史：100年前中国足球曾称霸亚洲？李惠堂被称为世界五大球王）。

　　1923年，在香港联赛发挥优异的李惠堂被征招进了国足，参加了第六届远东奥运会，在四场比赛中发挥超常，名声大振。

　　同年8月，李惠堂随南华去澳大利亚，与全澳冠军新南威尔士队交锋。开场仅5分钟李惠堂就梅开二度，这场比赛他一人独中三元，澳洲当局专门授予他金质奖章。

　　香港当地报刊以特大号标题，称李惠堂为“球王”，并有“万人声里叫球王，碧眼紫髯也颂扬”的诗句。[4]

　　足球在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奇技淫巧、卖艺赚钱的伎俩。中国传统的蹴鞠人大抵也对自己有这样的定位，因此皆散于民间，隐于俗世。但是，作为诗人，李惠堂自有一种不同于其他足球人的诗人风骨。

　　当代著名诗词学家徐晋如先生说：诗人一词，不是在形容一种职业，而是在形容一种人格。诗人要坚守内心的高贵，捍卫着道德的尊严。诗人，应当是永远不肯与流俗妥协，永远与平庸卑贱相抗争的人。[5]

　　民国时代的大城市，女粉丝追逐男偶像已成风气，李惠堂在此说“万花缭乱莫轻狂”，实际上他轻狂与否，只有天知。《吟草》第一首诗，名“澳洲痴情女”，小序云：“一九二三年，余在乌龙江球赛时表演颇佳，连中三元，有小姐临场观看，频呼九号（余之秋衣号码），赛后且来旅邸献花，自是鱼雁往还，互诉爱慕，惜以家规严谨，未敢造次。一九二七年再度相逢，则罗敷有夫，相对黯然。”[6]

　　相比今天时常传出花边新闻的球员，李惠堂颇有受礼教严格限制的传统士大夫之风范。1925年，上海方面恳切希望李氏能北上到上海。当时的上海足球体系还不成熟，前途也远不如香港，但是怀揣着强烈爱国心的诗人李惠堂仍执意北上，加盟上海乐华足球队，同时任复旦大学足球队教练。

　　在李惠堂带领之下，乐华队迅速崛起，先是在1926年于史考托杯赛上以黑马姿态4：1大胜英国的猎克斯队，之后又先后连获中联甲组联赛、西联甲组联赛冠军。

　　并与国家队在远东运动会上继续延续连冠，李惠堂本人，也成为了日本人的可怕心魔。当时的中国有俗语赞之曰：“看戏就看梅兰芳，看球就看李惠堂。”

　　作为诗人的李惠堂早早意识到了足球培训的重要性，也首次做了用文字传授足球知识的尝试，他在1928年（23岁）出版了《足球》一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足球的专著，他也在本书的自序页上，写下了本文开头的豪情之诗——他的自信与强力，在此时达到高潮。

　　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承认，我国足球运动员获得了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机会——这是中国国足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与欧美国家竞争。

　　已经31岁的李惠堂被任命为国足队长。与一些人的亢奋不同，对于奥运会的挑战和意义，国足队长李惠堂有着更为清醒地认知。

　　出征柏林前夕，李惠堂受邀为《世界运动会特刊》撰文，他非常冷静地写道：“我国的足球，二十多年来的进程中，努力争得远东霸主的称号，可是远东的足球程度还幼稚的多，在远东称足球霸，无异在井底做蛙王。”[7]

　　总之，在民间沸腾、政府鼓励之下，22人的国足名单终于刊出。可惜，号称“重视体育”的民国政府根本就没把奥运会当一回事，连中国奥运代表团前往柏林的路费都没有拨。

　　队长李惠堂带着球员们在从中国船运至柏林的过程中，在东南亚各国打表演赛赚取门票钱，在令人煎熬、酷热难耐的热带，他们在83天里足足踢了24场比赛，几乎三天一场！

　　如此高强度的比赛，国足竟然一场未负，取得21胜3平的战绩。南洋华侨们知道此事，大觉感动，纷纷捐款——国足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总共筹得港币20多元，不仅够了自己的路费，还向中华体协回汇了十多万，支付了其他项目的经费。

　　由于以上贡献，李惠堂也作为代表团旗手，在柏林奥运会的欢迎仪式上亮相了。[8]

　　全程的舟车劳顿已经消耗了中国队大部分精力了，抽签的结果更是令人难过——中国队抽中了世界足球强国——英国。

　　国足一下子被置于了全球足球界的视野中心，大家都在赌中国会输几个球，而英国也期待能以一场大胜打响奥运开门红。

　　虽然该球由于越位被判无效，但国足的配合仍让英人慌了阵脚，整个上半场都机会寥寥，被中国逼平。

　　到了下半场，英国仍然难觅良机，不得不加强身体对抗，还派专人盯防在边路如鱼得水的李惠堂。到了最后20分钟，中国队终因体力不支，败下阵来，0：2输给了英国——这是一场伟大的失败！

　　虽败犹荣的比赛，国足受到了全欧洲的尊敬。主办方德国的领导人还为几位表现突出的国足球员赠送了金表作为表彰。

　　之后，国足又受邀在欧洲各国巡回比赛9场。法甲的红星队看上了李惠堂，曾提出以高价年薪请其加盟，可却被拒绝了。

　　李惠堂决意回到祖国去，放弃掉自己的一切个人前途，在故土奉献自己的一生。他的命运早已经与这个土地连接到了一起。

　　理想总是饱满的，可现实却往往骨感。李惠堂如一切封建时代的抱定终生志气的下层士大夫一样，把喷薄的热血洒在彻骨寒冷的雪地上，听不到任何回响。

　　在反动政府腐朽统治和日帝国主义侵略步伐加紧的内忧外患之下，中国内地的足球文化已经趋于崩溃。从奥运赛场归来的李惠堂只好回归了母队南华，继续着在赛场上发光发热的生涯。

　　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南下侵掠，香港很快也被置于日军的阴影下，社会压力与日俱增。1941年，日军进犯香港，不愿做亡国奴的李惠堂不愿意再滞留，他是在日本的知名人物，极可能被日本人利用。

　　他借道澳门回了家乡，隐居了起来，彻底结束了职业生涯。在冰雪上洒热血之人，发现这冰封压根不会融化，而只觉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回乡的李惠堂在自己的屋外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曰“认认真真抗战”，下联乃“随随便便过年”。看似诙谐幽默，其实却内含无穷的亡国哀思。

　　曾立志要为足球倾尽一生的足球老人绝不会抛下足球，他在家乡开办五华足球队，招纳年轻人，增强其体魄，为抗日战争做准备。

　　1945年抗战结束，李惠堂从家乡火线复出，继续延续其足球生涯，在1948年获得国际足联裁判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裁判。之后的他走向了国际化，在1954年当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一直到1965年，他更上一层楼，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创造了中国人在国际足联最高职务的记录。[9]

　　1976年8月13日，西德《环球足球杂志》评比李惠堂与巴西贝利、英国马修斯、阿根廷迪斯蒂法诺、匈牙利普斯卡什为“世界五大球王”，李惠堂走到了人生中最有威望的时刻。

　　三年后，这颗曾经无比活力的心脏在香港停止了跳动，一代球王告别了人间，留下了74年的璀璨篇章。

　　李惠堂的一生充满遗憾和失望，可是这些灰尘遮盖不了他本身的伟大。我们相隔数十年的距离，尝试触摸这些故去古人的心灵，他们的事迹让我们敬仰，也或许受我们嬉笑。

　　对他们来说，任我们思念，任我们苦恼，任我们遗忘，他们都只默默藏在历史里，随岁月昭昭。真可谓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3]陈晴《中国足球运动百余年发展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48页

　　[4]连宪平《1936：“亚洲球王”李惠堂与中国男足的奥运苦旅》，《民间故事选》2020年第3期，第32页

　　[6]夏双刃《李惠堂：一脚踢翻五大洲——最后的诗国（七）》，《名作欣赏》2021年第7期，第107页